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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文学与文化黄达远丨清代乾嘉时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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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达远,西安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西外学者”领军学者,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河西学院“祁连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亚与丝绸之路区域研究,迄今在《学术月刊》《西北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全文转载或观点摘编8篇,另被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文章9篇。

清代乾嘉时期流人笔下的民商与

迪化城的地域文化建设

黄达远

内容提要: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有不少官员流放新疆,他们以乐观的心态记载了边疆城市的日常生活,民商对于城市建设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边疆城市的各族军民通过各种途径不仅改善着物质生活,也改善着精神生活。通过流人笔下的迪化城的戍边文化、商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成为理解迪化地域文化的形成的一个重要载体。

关键词:乾嘉时期;流人行记;迪化城;地域文化

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刚刚平定回疆的叛乱,清廷便下令在“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著传谕直隶、山西督抚及驻扎将军、扎萨克等,旗民愿往(新疆)等处贸易,除在乌里雅苏台行走之人,仍照前办理外,其张家口、归化城等处,由鄂尔多斯,阿拉善出口或由推河、阿济行走,着各该地方官及扎萨克等,按其道里,给予印照,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有益”。①与历史上其他王朝经营西域不同的是,清朝在平叛和开发北疆城市的过程当中,得到了来自民间商贩的自发助力。在西征中,商贩们随军转战,提供军需物资,“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天行赍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②随军商人的出现,是历史时期一大变化,说明在康雍乾时期,内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使无利不往的商人不畏艰难,从军需品的供应中牟利了,他们也恰恰解决了军队中一部分军用物品的供应问题,他们也是有功于国家统一大业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新疆这个新兴市场带来的商机,乾隆二十七年(),“乌鲁木齐携眷屯田民人,陆续前来。其贸易人等,亦接踵而至,计开市肆五百余间,开垦菜圃三百余亩”③精明的商贩利用城市万事俱兴的有利商机,源源不断从北京、张家口、归化等市场贩运来各种商品。乾隆三十三年()底,因案流放乌鲁木齐的著名学者纪昀,在乌鲁木齐居住生活,留下了《乌鲁木齐杂诗》《阅微草堂笔记》两部记载乌鲁木齐城乡生活的宝贵资料,其中记载酒商:“一路青帘挂柳荫,西人总爱醉乡深。谁知山郡才如斗,酒债年年二万金。”注释解说“西人嗜饮,每岁酒商东归,率携二三万金去”。④乌鲁木齐市场上可谓商品琳琅满目,甚至还有商贩不惜远道运来海鲜,“不重山肴重海鲜,北商一到早相传。蟹黄虾汁银鱼鲞,行箧新开不计钱”。注释说:“一切海鲜皆有京贩至归化城,北套客转贩而至。所谓银鱼,即卫河面条鱼也。”纪昀诗文中还解释了“北套客”:“大贾皆自归化城来,土人谓之北套客。其路乃客贿蒙古人所开,自归化至迪化,仅两月程,但需携锅帐耳。”清廷出于蒙汉隔离政策的考虑,对蒙古草原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不许汉民进入,但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依旧有大商贾以“客贿”的方式“买路”而行,这是行政手段无法遏制的趋势。新兴的城市市场除吸引了“北套客”等大商贩以外,也吸引了附近地区的小商贩进城销售土特产品,“红笠乌衫担侧挑,苹婆杏子绿葡萄。谁知只重中原味,榛栗楂梨价最高”,纪昀自注:“吐鲁番卖果者多,然土人惟重内地之果。榛栗、楂梨,有力者始致之。”市场上还有柑橘出售,“朱橘黄柑荐翠盘,关山万里到来难。官曹春宴分珍果,谁怯轻冰沁齿寒。”⑤不过,“价昂耳”。道光年间流放乌鲁木齐的废员黄濬记载,南方运抵乌鲁木齐的水果,“其价数十倍然”。“果土产且佳品者皆从吐鲁番来,今土人亦有者,其价每斤四五钱。”⑥乾隆三十四年(),经军机大臣会同礼部议定:“迪化、宁边二厅,岁考取文童各四名、武童各四名、科考取文童各四名”,此后,宜禾、昌吉、奇台、阜康四县均按此举办。⑦民商即从内地带来各种书籍销售,“初塞外无鬻书之肆,间有传奇小说,皆西商杂他货偶贩至。自建置学额以后,遂有专鬻书籍者”。迪化城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迪化、宁边、景化、阜康四城,旧置书院四处。自建设学额以来,各屯多开乡塾,营伍亦建义学二处教兵之子弟。弦歌相闻,俨然中土。”⑧不过一直到道光年间,乌鲁木齐“此间所最缺者之纸、笔、墨、砚、书、石,大约文人之具同于广陵散矣,偶有携赠。真如天上彩云之坠”。⑨

上述事实表明18世纪中期国内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以“北套客”为代表的专业商人的出现和长途贩运贸易已经将国内市场和边疆市场结合起来,而且不断向边疆地区渗透,直接支援了新疆的城市建设。反观汉唐时期,长途贩运贸易主要是丝绸、瓷器等奢侈品贸易,而清代的长途贸易已经出现了向民生贸易过渡的现象。柑橘、榛栗、楂梨等水果以及“蟹黄虾汁银鱼鲞”都是不易储存的物资,都能不远千里运至边城销售,表明流通市场的时效性大大增强。同时,“北商一到早相传”“行箧新开不计钱”说明了市场旺销的程度,民商能根据市场的反应来组织货源、销售商品,繁荣了城市市场,也给当地各族人民带来生活上的方便。

城市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乌鲁木齐“戍屯处处聚流人,百艺争妍各自陈”。“流人既多,百工略备。修理钟表,至为技巧,有方正者能为之。”⑩各地移居到乌鲁木齐的官民还带来了酿醋、酿酒、制豆腐的技术,加上民商远道运来的百货,基本解决了市场供应的问题,但是远道运输的商品,价格还是比较昂贵,“边城百货极腾贵”。?乌鲁木齐城市是一片歌舞升平的繁盛景象,“玉笛银铮夜不休,城南城北酒家楼。春明门外梨园部,风景依稀忆旧游”。自注曰“酒楼数处,日日演剧,数钱卖座,略似京师”。又有颂扬乌鲁木齐繁华的诗句,“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最繁华。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自注曰:“商民留寓,往往不归。询之则曰此地‘红花’,红花者,土语繁华也。”?同时,在市场“引力”下,各城市中商民的数量大大增加,城市景观也有所变化,强化了城市的商业色彩,巴里坤“山西、陕西、甘肃商人辐辏已极,除会馆之外,各县之人又重集捐资,分立各县之会,以亲桑梓”。?巴里坤“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商业街市在各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如迪化原有旧城(乾隆二十三年之土城),“既系(乾隆)二十六、七年钦差协镇驻扎之区,此际俱为民商所居。旧城南北买卖商贩市肆繁荣,俨成都会”。?

一般而言,商业对城市的发展意义最重,“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官商和民商促进了城市的商业流通,改善了城市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商业的发展使“屯城”逐渐淡化军事色彩和农业色彩,商业市场对城市发展的作用逐渐增强。以下史料或可反映出这种新的变化,“乌鲁木齐,准噶尔故地也。额鲁特游牧于此,较他地为最盛。乾隆二十年平定伊犁后,厄鲁特剿灭殆尽,千里成墟,乃于红山之南建城设官而镇抚之。其地产煤、铁,多林木,草肥水甘,于是广开阡陌,驻兵屯田,且地当南北两路之咽喉。三十六年去八里复建满城,移眷兵三千,设都统、领队大臣、提督各一员,统辖协领、参、游等官,分驻二城,均受都统节制。所辖巴里坤、古城、吐鲁番、库尔喀喇乌苏。满汉官兵,暨镇西府、迪化州所属各厅县,棋布星罗,阛阓鳞比,百货骈集,萃然一大都会矣”。?
  

需要指出的是,屯城向城市的变迁是边建设边转化,是“合力”促成的。首先是新兴城市市场的“引力”,由于清廷给新疆每年运入大量的白银“协饷”,发放给各城的官兵使用,使市场上银根宽松,内地铜钱一千文折白银一两,而乌鲁木齐“此间铜钱八十文为一钱(白银),钱八百文为一两。市易只讲钱数”。?这是不同于内地的一大特征。反映的不是边疆城市经济发达,而是由于城市中吃“皇粮”的人口较多,城市具有很强的政府供给型的市场特征。

其次是城市物质生活的改善。乾隆四十九年(),流放伊犁的学者赵均彤记载,“伊犁虽极边,诸物俱价贱,米百斤八钱,鱼一尾数文”。?移民开发给城市提供了粮食和副食。同时人口也有所增殖,他还提到惠远城内民户“殆尽万家”的繁盛景观。乾隆五十八年(),“伊犁将军保宁以创建惠远城已三十余载,户口繁多,原立房间不敷居住,奏明于城东展筑二百四十丈,共一里三分三厘有零”。?人口增殖和民户的大大增加,使屯城的面貌大为改观。

再次是农业经济的开发,乾隆三十五年(),陕甘总督明山的一份《奏报关外沿途情形折》中描述了巴里坤“南北山近水地亩,商民认户承垦,俱已开垦成熟,按例升科,又值连岁年谷顺成,阡陌广辟,堡舍日增,……非特昔时蔓草荒榛俱变为膏腴美产,而城中人烟稠密,商贾辐辏,闾阎气象一新”。乌鲁木齐地区大小城堡“棋布星罗,安堵盈宁,渐成内地景象”。这种“兴垦以来,村墟联络”的盛况,表明城市的腹地逐渐在形成当中。“内地商民因该处(巴里坤)米粮平贱,闻风云集,到处开设铺面,货物流通。”?城乡市场的经济交流也日趋活跃。

最后,城市居民也需要有精神生活。但是清廷对新疆城市有严格的禁令,不许演戏。一直到嘉庆年间,清廷还三令五申地严禁在新疆城市演戏。“伊犁等处为边疆重地,现在官兵驻扎又系军营。何得有演戏之事,致使兵民被其引诱,大坏习尚。……现在复有穷留戏班之事,恐非伊犁一处。……着松筠传南北各路……查凡有戏班人等,俱着立即撵逐出境。”?但是,这种严令并没有起到作用。各城的大臣不过改头换面地应付朝廷罢了。如乌鲁木齐城市的社会生活中将戏称为“太平歌”。乾隆年间,迪化城酒楼,“日日演剧,略似京师”。?嘉道年间,乌鲁木齐“有名大班者,有名江东班者”,最有名的戏班子叫“大凤班”,是一旗人姓凤者所办。“大凤班”风靡满、汉二城,仍在演出。“江东班”“大班”“小凤班”等戏班不断上演新戏。“小凤班”是由乌鲁木齐的歌伎组成,小凤是道光年间一位本地名妓(当地俗称妓女为“曲儿娃”)的艺名。?

时人描述乌鲁木齐是“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伊犁九城也是欣欣向荣,乾隆皇帝曾得意地为伊犁将军保宁写诗慰志:“自抵伊犁以来,察看该处耕种百谷,屡岁丰收,牲畜滋生繁息……贸易之民亦渐增至数万。在此置产者既多,而于城市开铺,乡村耕种者亦复不少,较之从前,富裕数倍,实于内地无异。”?

可见,在乾隆嘉庆时期以迪化城为中心的开发建设卓有成效,实际上,既有政治动力也有经济动力。这些流放新疆的官员如纪晓岚、黄濬、洪亮吉、徐松等都为著名学者,对于大一统的认同出于内心,洋溢着爱国情感和对边疆生活的赞誉,边疆并非落后的,而是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城市的日常生活的琐事也被他们记录下来,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历史不仅仅是由所谓的“大人物”和“大事件”构成,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市民和军人,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如何从内地到“边疆”“异域”转变为地域认同,当地人如何用乐观的心态与文化将“边疆”和“异域”改造为富有朝气和多元文化特色地域生活,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流人的文本记录。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商带来的财富和物资保障是稳定地域认同的重要一环。

姑且不论这一时期的流人诗歌笔记体现的文学价值,就是通过其笔下的城市生活中的戍边文化、商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记录,也为理解边疆城市的开发与地域社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一手史料价值。

注释

①《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乙卯。

②(清)王树楠:《新疆图志》卷二十九《实业》二。

③《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四,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戊辰。

④⑧⑩??(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民俗》。

⑤(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诗·物产》。

⑥⑨??(清)黄濬:《红山碎叶》。

⑦(清)佚名:《乌鲁木齐政略·学校》。

?参见(清)纪昀:《乌鲁木齐杂诗·游览》。

?(清)高耀南等纂:《镇西厅乡土志·商》。

?(清)文绶:《陈嘉峪关外情形疏》,载《清经世文编》卷八一《兵政》一二。

?(清)永保修,达林、龙铎编纂:《乌鲁木齐事宜》《城池》。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清)永保修,达林、龙铎编纂:《乌鲁木齐事宜》序。

?(清)赵均彤:《西行日记》。

?(清)松筠修:《钦定新疆识略》卷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屯垦。乾隆十五年九月五日明山奏。转引自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奏报喀什噶尔与英吉沙尔并无戏班事》,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清)椿圆:《西域闻见录》卷二。

?《乾隆御制诗五集》,第四十八卷;《伊犁将军保宁奏伊犁各城户口耕牧情形·诗以志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册,第页。

(本文原载于《大西北文学与文化》年第二辑)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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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3年版,第页。


  例2:杨静建:《中国西部文学》,《人文杂志》3年第2期。


  例3:[英]乔·奥本:《古代思想史》,张益达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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