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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卷本祝嘉书学论著全集l百年祝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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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嘉,字燕秋,海南文昌人,年定居苏州,毕生致力于书法事业,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年出版了首部著作《书学》,年完成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后于年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填补了中国近代书法史学的空白。此后笔耕不止,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70种计余万字,是我国书法碑学理论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碑学大家。

八卷本《祝嘉书学论著全集》

八卷本《祝嘉书学论著全集》包括“书学史”1卷、“书法理论”3卷、“历代书学论著疏证”3卷、“书法批评、书信、新旧诗等”1卷。书中除收录祝嘉已出版的《书学》《书学史》《愚盦书话》《愚盦碑话》《书学新论》《书学论集》等著作外,还收入大量由其手稿整理出的遗著、遗文,以及多首诗词作品、多封与海内外名家往来的书信,其中不乏珍贵、珍稀资料。同时,八卷以彩插形式刊出祝嘉书法作品等多件。百年祝嘉(代序)■周俊杰
  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了甲骨文,那一年,祝嘉先生诞生,故先生有方印曰“龟甲出生吾堕地”。也许天意使祝嘉先生与中国文字有不解之缘,第二年(年)发现敦煌藏经洞,第三年(年)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相继发现汉、晋简牍,这震惊世界的三大文物发现,成为祝嘉先生出生的洗礼。先生高寿,到年仙逝,经历了整个近现代书法史及当代书法史的复兴期和热潮期。一
  从20世纪初到年的半个世纪中,碑学仍然延续清中、晚期占据主流地位;帖学突破了多年碑学独占鳌头的局面,出现一些新面目;而书法理论,尤其是书法史学,突破了古代以评代史的研究方法,成为现代书法史学之滥觞,为20世纪后半叶书法史学走向现代奠定坚实基础。民国时期从创作到理论产生重要影响者,仍然以康有为为重镇,此外则是于右任、沙孟海,而作为对碑学的继承、光大且推出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以论代史的书学史著作者,则是祝嘉先生。

祝嘉先生《书学史》


  祝嘉先生出生在海南岛文昌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在《书学史》自序中说:“予家粤之文昌,先君宝斋公,讳声璞,性嗜书画,每有所得,必张于四壁,暇则寻玩,每忘寝食;予少常侍左右,耳濡目染,因癖嗜焉。”家学渊源影响他此后的文化及审美取向,而踏入社会后遇到诸多良师益友,则是他一生得以对书法专注并能寻找到自己艺术道路的重要元素。在《书学史》自序中他还写道:“民国五年(年),予负笈羊城,游顺德胡仁陔先生之门。先生固工书,善学鲁公,掺以何子贞、翁松禅,而自成一家,绛帐春风,与之俱化。间亦喜购碑帖,展玩不倦。”胡仁陔为名重岭南的教授,亦赵之谦弟子,先生17岁就读广东一中,随胡仁陔学古文、诗词及书法,打下多方面传统文化的基础。年届而立之时,先生又在新加坡从张叔仁先生游,开始接触碑学,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与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引领他进入书学理论研究领域,正如他在《书学新论·自序》中所言:“本来写字是很简单的事,有一支笔、一张纸和一些墨就行了,但要进一步做学理上的研究,则颇为复杂,越读而范围越扩大,经史、金石、题跋、地理、《说文》都有密切关系,甚至名人笔记(尤其是清代的)也需要读,中国古籍几无一本不与书学有关系……”年他在南京图书馆工作,抗战全面爆发之初,先生又辗转到四川璧山图书馆,这使他得以博览群书,涉及经史、金石、题跋、地理、《说文》等方面的知识。《二十四史》《丛书集成》《万有文库》《美术丛书》等大部头更是他案头必读之书,在南京他完成了集碑学之大成的《书学》,在四川写出多达25万字的《书学史》。此后数十年,尽管生活坎坷,也未有其他大家如胡小石、沈尹默、沙孟海等的名望和地位,但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默默而辛勤地耕耘在书法这块不乏寂寞的土地上,又先后完成了《愚盦书话》《愚盦碑话》《书法三要》《艺舟双楫疏证》《广艺舟双楫疏证》《汉代书学及汉碑》《书学新论》《书法罪言》《书法管窥》《逆耳集》等,及收入《书学论集》中的数十种专论,叠璧皇皇,近万言。其中不少文章是先生在八秩大寿到生命最后几年所写,可谓人书俱老、著作等身,这在古今书法理论界也是奇迹。《汉代书学及汉碑》其一末刊稿年《汉代书学及汉碑》其二祝嘉先生《书法罪言》二
  祝嘉先生第一部著作《书学》完成于年,为书学的入门之作。其弟子王歌之在《读祝嘉书法集》一文中说道:“纵观其书论,其实都是以临写、创作为旨归生发的。”现在读其书,深感先生见识卓绝,持论公正,对初学者尤有启示借鉴作用。此书署名“文昌祝嘉辑”,乃沿袭包世臣、康有为之碑学理论,并扩而广之。其在《自序》中说:“不过是将前人的遗著,经过一层尝试的功夫,认为确实可靠的,力求通俗化地介绍出来。”前六章为执笔、运笔、结构、学叙、自检、笔墨,虽分论述文,但确为作者真实感悟,从而引起了书坛对此书的
  《书学》最大的特点是在实践基础上对六朝碑版及各家书法进行运笔分析,除深入探讨以包、康为代表的北派书法的审美特征、用笔方法等书写技法及有关书法教育等问题外,还从“笔性”角度批判了流传多年的习惯性论述。批判性思维在作者初期论著中已显锋芒并贯穿祝老一生,这应当说是先生能成为现当代重要书法理论家的重要原因。我们从其《书学》出版第二年所著《愚盦书话》中可以感觉到批判的力度和准确性。如对学书者选择临本问题,他说:“初学书者,每喜问其书体之所近,以为近则易成,此大谬也。所谓近者,耳濡目染之形似耳,即余所云之愈似愈俗也,去之惟恐不早,反以为可恃乎?必也,苦临古碑,以尽去之,勿使盘踞其中,始可有成也。”此乃批学书俗论之诤言。又如先生批当时名重一时的清道人书:“学其蜿蜒,殆又甚焉。今之学清道人者,则专学其蜿蜒,而不知有停顿;武健之余,流为丑怪,吾不欲观之。”此外,对碑刻与书丹的关系、方圆用笔之异同、多种碑刻之渊源等问题,均以客观、理性的独到见解推动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由此奠定先生治学的风格、研究的角度和方向。

祝嘉先生与书友在南京合影(年)


  20世纪上半叶,书法史研究突破了乾嘉学派的金石考据模式,糅入了史观因素。涉及书史的著作有王岑伯的《书学史》、沙孟海的《近三百年的书学》、孙以悌的《书法小史》、胡小石的弟子游寿所整理的课堂笔记《中国书史绪论》,还有马宗霍的《书林藻鉴》等,都为民国时期书法史研究作出贡献。但严格来讲,这些著作或多为简而述之,或以断代及品评为主,非中国书法之通史。而祝嘉年完稿的《书学史》,则是时代整体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总结,可谓现代书法史著作中的一座丰碑。祝老在《书学史·自序》《〈书学史〉编辑记》《谈谈我的〈书学史〉》等文中谈及编纂《书学史》的起因及经过。在先生看来,“书史”概念在中国古代未形成规模:“今岁,始有意于《书学史》之作,而书籍阙如。陈思之《书小史》、厉鹗之《玉台书史》,书家小传也;《书小史》仅至五季而止,《玉台书史》且限于闺阁。米芾《书史》,则书评也,一小帙耳。一鳞一爪,未足以尽书史之用。”先生认为,古代关于书法的种种文字基本应称为史料,可作为文献基础,当然,作为先生所崇敬的康氏《广艺舟双楫》,则具备西方观念中“史”的因素,对先生治史不无启发。而大村西崖于此前出版的《中国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从观念到体例布局也对祝老有影响。此外,作为其出生洗礼的连续三年发现的商代甲骨、西北简帛、写经书,先生亦极为敏感地予以
  祝嘉《书学史》以时代为序,共14章,分别为唐虞以前、夏商周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在如此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先生查阅了多种典籍,囊括了各个时代代表书家人,历代所能搜罗到的金石、书画、题跋、笔记、史乘、方志及其时代论著等,乃一次规模空前的书法文献大整理。先生在《〈书学史〉编辑记》一文中说:“本编对于书学理论的搜辑,当不在张氏(按:张彦远《法书要录》)之下。可以说我已将历代的书史书学合为一书,于书学之事,尽在这一书中了。”同时,此文还对“编辑的动机”“资料的搜集”“编辑的计划”“编辑的经过”“脱稿后的感想”五方面作详尽总结与补充,从而在中国书学史上首次以几乎无遗漏的资料丰富性而成为典范,也成为后人治中国书法史绕不开的集大成之作。于右任先生盛赞:“《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手此一编,可免于搜检之劳。而于文字改良,谋犹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祝嘉先生在旧居书房
  当然,祝嘉先生并不满足于单纯的资料整理,成为只有古人而无今人学识的“史料长编”,他希冀的是史实与史论并举,要有鲜明的书法史观。我们在各代资料之前均能读到言简意赅、具有独到见解的史观性文字,从他的文字中可看出,他对各代书法的评价,有“史实”也有“史识”,乃是站在更加宏观的史学视角和立场,以鲜明的史观去加以论证,从而告别了从庾肩吾《古今书评》到包世臣《国朝书品》相沿数千年以书家个人为中心的古典品评模式,从而建构起了现代书法史学体系。从当代书法史学所走过的道路看,其书法史之构建规模与系统也没有超越祝嘉在大半个世纪前所达到的水平。不过也有人指出,《书学史》并未完全建立起能充分体现作者史识的理论框架,偏重于对史料的整理而弱于对书迹的考察。这种以20世纪80年代后,尤其是当代受文化转型的冲击而强化了理论色彩和问题意识去要求作者,当是一种理想化的苛责。毋庸置疑,即使在今天,祝嘉《书学史》仍然是一部任何写作中国书法史的人所绕不开的经典。篆书自作诗条幅 援朝一战树威声,核弹卫星举世惊。今日同心攻四化,不辞艰苦作长征。(年)四
  祝嘉先生在南京期间,与日本书家伊藤东海不断通信,又得以读到日本多种书法杂志,与之相比,深感国内书坛整体上的寂寞与衰败,自此便将自己的一生投入书法事业中。从《书学》出版,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仙逝,在大半个世纪中,撰写有关史学、书论、考据、疏证、碑帖知识、学书、技法、教育、批评及与书法有关的文字学、题跋学、散论和诗词等多种体裁与内容的文字,即使从文字数量上看,恐至今极少有人能够超越。笔者有一份“祝嘉书学著作一览”,仅看标题,其内容的丰富性便令人击节。从出版情况看,年上海教育书店先后出版其著作8种;年后,南京金陵书画社、香港中华书局,成都、兰州、台湾,以及日本均有其著作出版或翻印,即便如此,仍有大量文字未付梓。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近代书法之著作,以祝嘉最为宏丰。”祝嘉先生在镇江与日本书学家小泉秀观交流书学(年代末,左1为小泉秀观)
  祝嘉的书学理论基本源自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体系,此乃不争之实。但先生在碑学体系大的框架下,其多数文章看似纯粹史料的整理,实则常以“六经注我”的自信,对包、康理论做进一步的探寻和梳理,且又论及一些包、康所未涉及的问题。如康有为以风格为汉魏六朝碑刻编列谱系,祝嘉先生则认为:“予则谓六朝之碑,无一不从隶出,或且参以篆法……”(《碑话·序》)这一点是整个碑学体系中一个可称为核心的问题,它涉及书体的源流、艺术的审美、学书的方法,以及此后时代的选择等多个方面问题。从篆、隶之笔意到具体的用笔,是我们欣赏、学习、研究六朝碑版的一把钥匙。为此,先生又指出:“自古书家所学必博,若古碑尽在,虽未必皆能窥见其所祖,然亦间有一二独爱之碑,学之既多,无意求似而自似,故有象可寻也。”此话看似委婉,实则有力地批驳了康有为的编谱之论。
  关于用笔问题,祝嘉先生着墨相当多,经过实践,他对包、康之论提出质疑。如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记录钱鲁斯所说用兔毫将会产生墨聚于中线之效果,用羊毫则墨聚笔画四周形成“双钩”,包世臣回答道:“书不能佳,然下笔辄成双钩。”在包氏看来,中线与双钩乃衡量学书者之标准。祝嘉先生反复实践,对此二说均不以为然:“以余观之,皆非也!夫方笔用顿,顿笔外拓,故画旁聚墨成线如界;圆笔用提,提笔中含,故画中一线如发,此理至易明也。”
  关于“裹锋”与“万毫齐力”问题,康有为认为书写诸种篆书“必毫铺纸上,万毫齐力,而后能为”。祝嘉认可万毫齐铺,但对“裹锋”却不与苟同,他说:“前人有裹锋之说,以为裹锋画就劲健,圆笔就要用裹锋,这是不知道写字有‘万毫齐铺’的道理。裹锋则墨不容易下纸,最易干枯。写字要有血、有肉、有筋、有骨,裹锋至高只能做到有骨,血、肉、筋都没有了,这就不能成其为字。”
  关于用指力和腕力,包世臣认为握管不能太紧,应“五指齐力”;康有为指出,只知用指而不能用腕乃用笔之大忌。祝嘉先生赞同康说,并多年反复论证,书写时应“全身力到”,悬腕悬臂,且要两脚平开,用力着地,脊与胸挺直,以全身之力进行书写,方为正道。这在其《腕力论》《悬臂论》《全身力到论》等文章中有论说,此亦祝嘉先生书论中之重要命题。

祝嘉先生在苏州南门二村新居作章草(年代)


  康氏《广艺舟双楫》中总爱为历代书家探寻源流,如欧阳询出自贝义渊,薛稷出于崔浩,邓石如出自《崔敬邕志》,等等。祝嘉先生则不以为然:“然亦不可拘虚,多学古碑,所得有偶合者,未必皆从而学之也。”并举前人所学与古碑暗合而并非直接承继的例子提出异议,说明先生眼光独到,而非对包、康之说亦步亦趋。并对康氏总是依据风格对汉魏六朝碑刻编谱、排系的做法,不予认可。
  在书法作品的审美上,我对先生独到的眼光极为敬佩,他能在对某碑多为非议中发现其独特的美。如有人认为《曹全碑》缺乏拙厚之长,气息薄,先生认为“那是不对的;像她那么特出的超秀,朴拙的趣味当然是少些了。不像春柳之秀,而华茂像春松,秀而苍古,那已经很难得了”。又如不少人否定《爨宝子碑》,认为“刻写俱劣”,先生则认为其碑气息高古,结体奇崛,乃南方少有的碑刻精品。江苏《禅国山碑》多年未被学界重视,先生以独具的眼光对其艺术价值做了充分肯定,他在《愚盦碑话》中说:“小篆以秦为高,至汉已属江河日下,不意时至三国,竟有斯作,奇峰突起,超越前代,于书学上,实为例外,洵足宝也。”笔者曾于几年前专程赴宜兴访此碑,看到原石,则越感先生眼光之独到,艺术感受力之敏锐。
  使笔者感受最深者,是先生对《霍扬碑》的评价与推崇。是碑在民国初年出土,年祝嘉先生见到此碑初拓后即著文将此碑与其他碑进行对比,认为此碑“可谓集诸碑之大成,真神品也。必有得之以成名者,吾且拭目以俟之”。20多年后,先生以更加成熟的眼光对北碑做了深入探讨,写出《〈霍扬碑〉研究》一文。他认为此碑达到魏碑的最高境界:“它没有丝毫造作的地方,处处出于天然,像自然界的动植物,不像是人为的。作者的用笔,有从篆书来的,有从隶书来的,从篆、隶吸收精华,来创造他的书体,确是一个伟大的书家。”《霍扬碑》被先生高调地推出,进一步为书坛所重视,亦为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新的经典提供学术支持,我们由此可以认为,《霍扬碑》乃北碑中的第一碑。祝嘉先生临《霍扬碑》
  祝嘉先生的一个特殊贡献,是在《书法管窥》中提出“北朝书圣”观点,当为碑学地位进一步上升提供强力论据。在艺术史上,一种艺术流派被认可,除有代表性的作品外,代表性艺术家是重要因素。数以千计的北碑,多未落作者姓名,而《云峰刻石》的艺术水平可谓冠盖群雄,数十通有独特面目的作品上落了郑道昭之名,一千多年过去了,人们似对此熟视无睹。也只有到了祝嘉这里,给予北朝郑某以“书圣”的称谓,书法史上关于北碑南帖的天平也将由此而增减分量。
  祝嘉先生对书法教育亦作出巨大贡献。前期著作多为学书感言,对学书者入正途予以引导。由于编写《书学史》,发表《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为当时书坛所重视,年他登上了社会教育学院的大学讲堂,讲授金石学、文字学、中国目录学、博物馆学等专业性甚强的课程,并担任课外书法活动导师,同时写出了《怎样写字》《书法三要》两本普及性著作。书中将学习方法浓缩为执笔、运笔、临碑三个关捩之点,这在民国时期缺少书法教材的情况下对推动书法的普及起到相当大作用。先生的前半生奔波于国内外,后半生则定居于苏州,工作之余,仍著述不断,并免费在全国招收学生,教授书法,除西藏外各省市均有问学者。而从高校转入民间,在当时书法可谓之低谷的年代,此种业余教育表明中华经典文化已融于人们的血液、骨髓中,这种血脉是永远不会中断的。
  先生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对任何看不惯的人和事敢于直言。20世纪80年代,书坛歪风邪气横行,一些有地位的外行混进书法界,充当领导,进而自喻为大家。对此歪风,祝嘉先生曾著文针砭,时或在报纸上予以痛斥。一家香港出版社将先生批评的诸多言论编为一书出版,先生自定书名“书法罪言”。笔者曾于多年前在先生家看到此书,并写出《姑苏无罪言》一文予以赞扬、支持。时至今日,书坛歪风仍烈,我们重读此书,当会更有所感。

祝嘉先生节临《张猛龙碑》(年代)


  我们翻开祝嘉先生百年历史后,可给予先生八字概括:书坛巨匠,论创兼融。这是因为,先生除百年厚重的书学理论外,其书法创作也取得了为世瞩目的成就。
  先生幼年入手颜真卿,青年时期则法赵孟頫、何绍基,但均未得大成。30岁后方追随包世臣、康有为,北碑的雄浑、豪放正与先生性格合,并由此影响了先生一生审美的主流选择。而先生数十年间并非独崇一家,碑之外的章草、简帛、二王等属于帖学范畴的诸家,也成为其宗法的源泉。研究一个人的艺术道路,首先要看其对法帖的选择,且是否能寻流溯源,融会贯通。先生曾在《临书丛谈》一书中有以下自述:“其实我所临过的,自商、周到明、清,各个朝代都有,数在百五十种上,包括篆、隶、楷、行、章草、今草各种字体。”接着列出甲骨、钟鼎文20多种,篆书六七种,隶书20多种,楷书四五十种,行草20多种,且每种所临均在百遍以上,有些甚至临写了遍,且直到晚年仍坚持不懈。更令人感佩的是,先生总是以强烈的个人审美追求赋予其所临碑帖以新意,与一些终日临古而不知有“我”的书奴不可同日而语。以临为创,将临摹功夫转化为具有鲜明个性的创作,是祝嘉先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看到先生早期和晚年所临作品,是由雄健、率意向淳厚、冲淡风格的逐渐转变,但无论怎么变化,总充满鲜明的个性特色:艺术中最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个。在先生所临甲骨文、《秦诏版》《西狭颂》《石门颂》《张迁碑》《嵩高灵庙碑》《张猛龙》《霍扬碑》《瘗鹤铭》《兰亭序》《裴将军诗》等经典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先生的美学追求:自然率真、生气蓬勃,在丰富的变化中呈现天然之美。

祝嘉先生临《石门颂》

祝嘉先生临《瘗鹤铭》

祝嘉先生临《裴将军诗》(年代)


  细细观摩先生数十年的作品,发现一个重要特征,即以大篆笔法书小篆及隶书,而又以篆、隶笔法书楷行草诸体,而这正是先生各体作品均显示出篆笔、汉气、章意、简风、魏骨、晋韵等多重审美和多重笔意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先生的作品大有“临”也是“创”的感觉。除审美上高出其时同侪之外,先生在具体技法上亦有独到的见解。先生多年来一直重视“力”的因素。我们可以在其著作中常常看到对“力”的论述:“玩古碑上字,常觉其‘笔力惊绝’,这是抓笔的问题。笔抓紧,则力劲;笔抓低,则力沉。”他对包世臣《自题笔阵图诗》评价甚高,诗曰:“全身精力到毫端,定气先将两足安。悟入鹅群行水势,方知五指力齐难。”此诗他多次书写赠友人,但在执笔问题上强调要“布指欲疏”,因为“握之太深,力止在管而不注毫端”则非正道,而对于包主张运指说,他认为更是大错,多次著文批判。他特别主张“全身力到”说,他在《临书丛谈》中写道:“定气取慎伯之‘先安两足’,运腕取鲁斯之‘指腕皆不动,以肘来去’。执行兼取姜尧章、康长素之‘法’,左右手取慎伯之作‘翼如之势’。”他这样说,也严格按此认识实行之,他总结其方法:“首先要悬臂,使筋骨通畅,力易达于毫端。且臂既悬,笔锋也容易中正,且能用逆,笔画自能浑厚劲健……腕既悬空,以逆势入纸,自能涩进,能涩则步步停顿,画虽长而实短,以短画连成长画,则强弩到末力终不减。”先生以此执笔法书写各体,则内中均涵篆籀之气,线条则沉雄、古拙,先生的篆书如此,隶、楷、行、草皆达如此效果。而其章草中的汉隶融魏碑线之意味,更是在现当代书法史上堪称奇绝,可与沈曾植、王世镗、王蘧常、靳志、郑诵先诸大家雁行。

祝嘉先生节临《毛公鼎》(年)


  我们特别重视祝嘉先生的书信及手稿,稚拙中充满率意,沉厚中不乏洒脱,儒雅的文字,真切的性情,充满了丰厚的学养和令人反复品味的书卷气。这一切,我们在先生致日本伊藤东海的数帧手札中,在随意抄写古人及其个人的诗文中,在《狱中记事》中,在《论文学创作》的手稿中,都可以感受得到。
  就书法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所蕴含意味的丰厚度,在现当代书法史上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看,祝嘉先生当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与林散之、沙孟海、王蘧常、陆维钊、白蕉等大家并列,成为近百年来书坛的代表人物之一。六
  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笔者深信,凡艺术界人士,若无文学的功底,则很难成大气候。笔者之所以现在又发此感慨,是未料到,作为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祝嘉先生,竟然写出了如此多的新诗及格律诗。写格律诗,是过去文人的必修课目,祝嘉先生善于此道应在情理之中。而生活在五四运动前后,受新文化冲击并站在新文化立场写新诗者并非很多。祝嘉先生作为天生的艺术家,心灵那根弦是极为敏感的,外界的任何事物都能引起他情感的波动。而新诗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表现诗人真情实感的特点,写出了《别离》《“五三”一周年纪念》《乞丐》《爱》《故乡》《期望》等著名新诗。祝嘉先生《细雨微风无言联》
  作者曾为人诬告坐牢数月,在狱中写了一首,这里不再引用,但诗后有一篇题记,记述他在狱中仍然以临帖消遣,“此外绝无嗜好”,并回答旁边冷笑之人曰:“笑骂由他笑骂,我还他一个白眼就是了!”作者宽阔的心胸和风骨由此可见。
  在写新诗同时,祝嘉先生又写了大量格律诗和词,从年开始,一直坚持到晚年。《学步集》前言中有段文字,记述先生从胡仁陔先生学诗经过及友情:“某日风雨之夕,与先生剪烛西窗赏析旧艺,曾伺间问诗法并出近作就正,先生详为评骘,慰勉有加,孳孳不倦,前后计得九纸。三十年来奔驰,未尝一日离行箧,珍重逾于他物,盖感不能忘也。”这些诗内容涉及甚广,有思亲、有抒怀、有记游、有问答,而更多的则是与书学有关的感慨。格律诗《咏蜂》《无题》《抗战感怀》《一剪梅》乃作者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时所作,从中可看出先生格律诗和词的功力及驾驭文字的能力,也可感受到先生作为诗人易于颤动的心灵,更可看到抗战初期诗人对胜利的预见和渴望,诵之令人击节。先生经历丰富,尤其前半生,经历清末、民国,做过学生、小学教师、校长、会计、图书管理员、讲习、副教授。也曾两次受诬坐牢,浪迹南洋,行无定居,食不果腹,晚年又有丧妻、丧子之痛。丰富的生活经历,全方位的人生体验,正是诗人难得而独有的生活素材,故先生所作诗词,也可称为史诗。而后数十年,其诗词多涉世事感悟,增添了浓郁的沧桑感。如写于年的《退休感悟》:“谁道僧闲僧不闲,晨钟暮鼓老朱颜。诵经时讶阳光短,著述都忘鬓发斑。终日忙忙花懒赏,穷年兀兀门常关。挑灯看剑闻鸡舞,战胜妖魔与巨艰。”先生直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著书、创作、讲学,却谦虚地认为自己积累薄弱。年先生87岁时有一绝句:“读书万卷腹仍空,下笔殊难左右逢。搜索枯肠肠告我,此中蕴蓄原非丰。”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祝嘉精神,是先生一生得以有宏丰成果的根本原因。祝嘉先生《自作诗一首》七
  祝嘉先生可谓包、康之后碑学第一人。由于先生著作及作品的存在和影响,碑学到祝嘉这里达到全盛期,这应是现当代书法史上一大景观。先生开拓的所有书学领域也将是后人反复深入学习、研究的学术重镇,其范围将涉及书法史学、美学、创作、教育、技法、心理学、比较学、疏证、考据等多门学科,由此,当代中国书法将会走向深广,而由高原走向高峰的愿望也将指日可待。

(作者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原副主任,文有删减)

周俊杰先生《读书退笔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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