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黄永远(-)，男，中山大学朝鲜语系助理教授，中山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韩国近现代史、东亚医疗史。摘要：一般认为，19世纪东西方女医打破男权社会对于医师职业的垄断，使女医在医学教育、行医资质等方面的权益最终获得保障，这一过程蕴含了对性别平等这一终极目标和社会正义的追求。但是从韩国的事例来看，近代韩国女医职业化和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并没有形成充满张力的互动。与其说女医是现存性别规范和社会旧秩序的挑战者，毋宁说她们更多呈现出的是顺从、继承乃至拥护旧秩序与旧规范的姿态。韩国女医师这一职业在诸多方面受制于性别不平等和歧视造成的非制度性障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待于一项长远的、各项机制配套的系统性社会改造工程。
一、前言
近代西方医学是推动西方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东亚历史上亦是如此。当今社会，医学不再单单停留于医学知识和临床治疗，而是结合了资本的力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建构社会秩序和规训大众行为强有力的要素。医学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家权力所支撑的正规医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证照制度以及政府对于特定医疗人员的排他性、垄断性、专业性地位的保障[1](PP-00)。韩国近代西方医学的发展历程集中反映了这一事实。韩国西方医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以下简称“日治时期”)正式形成并开始发展。日治时期，殖民统治当局即朝鲜总督府无视并打压属于传统医学的汉医学，积极扶植发展西方医学[][3][4][5]。在朝鲜总督府的政策庇护之下，朝鲜西医在证照、教育、组织化、职业伦理等方面逐渐走上了职业化的正轨[6][7](PP36-39)。但是当时在朝鲜西医的内部，存在民族、学历、地域、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例如，朝鲜人医师有别于日本人医师，医院就职和大学任教的机会微乎其微，大医院、医校工作，或自行开业[7](PP44-45)。除了这种民族差别之外，朝鲜人内部也存在着因性别、学历等因素而导致的差异。在近代韩国，女医是具有先驱意义的代表性女性专门职业。在“男女有别”这一传统社会规范依然有效的近代韩国，女医们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医院等职场，这一现象本身无疑具有伸张女权的象征性意义。不仅如此，要想成为医师这一具有高度专业化知识的人员，必须有中等以上的学历，并接受专业的教育，这对于当时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教育秩序和社会规范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当然，我们大可不必以如此单向的视角来探讨女医问题。虽然近代女医作为高级专门职业的代表，在推动女性解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其局限性和实际的社会影响力也有必要加以客观评说。即使在今天，不只是韩国，在日本、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女医在教育、雇佣机会、薪酬、岗位晋升等诸多方面依然遭受性别歧视[8](P)[9](PP-40)[10](P1,P3)。这也提醒我们有必要客观看待女医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专门职业在社会性别规范重构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截至目前，韩国学界关于近代女医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首先，在女子医学教育方面，奇昌德[11][1]、金相德[13]等人对朝鲜女子医学讲习所(年更名为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京城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年)的设立、运营、教育内容等情况进行了探讨。其次，出现了针对朴爱施德(原名金点童)[14][15][16]、许英肃[17]、郑子英、玄德信、刘英俊、吉贞姬等代表性女医的生涯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18]。此外，大韩医师协会政策研究所也出版过相关的通史性著作[8]。这些研究对于揭示韩国近代女医的全貌以及代表性人物的生平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以往研究多延续传统医学史的书写范式，将女医先入为主地设定为先驱者、女性启蒙主义者、女性运动家等“高大全”的形象，这显然会有损女医原本更为丰富的历史面貌，也忽视了女医内在的差异性。第二，以往研究碍于资料所限，没有对女医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大部分研究仅在国别史的框架下展开，没有对医学、科技中所潜在的性别政治这一普适性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医学和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关系，重新考察近代韩国女医这一专门职业的形成过程。为了更深层次地探讨医学和性别政治的关系，本文在探讨近代韩国女医问题时，将在纵向上与韩国古代的医女，在横向上与中国、日本的事例进行比较。二、韩国古代“医女”的表与里女医在韩国历史上早已有之(1)。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之前，韩国和中国、日本长期共享东亚传统医学知识。女性的身体其实很早就已进入东亚传统医学的视线。中国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皇室后宫延用女性医者的记载[19](P64)。此后，女性参与宫廷医药事务似乎成为一种惯例。到了唐代，在民间有“以提供医疗照顾来维持生计”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医；针对宫廷女医，朝廷还通过《医疾令》对其进行了制度化[19](P78)[0](P56)。“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1](P)《医疾令》对宫廷女医的身份、资格、选拔人员、居住场所、教育、考试、学业年限做了详细规定。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女医出自官户、官奴婢等身份卑贱的阶层；第二，将女医单独安置，严格限制其出入；第三，让医学博士以口头形式教授女医以安胎、难产、疮肿、骨折、外伤、针灸等知识。这意味着当时国家设置女医的主要目的是为宫闱女性提供医疗服务，女医处于比男性医师低一个等级的从属性地位[](P90)[3](PP94-)()。唐代的《医疾令》也对日本影响很大。日本于8世纪颁布了与唐代的法令极为相似的《医疾令》[4](PP17-18)。由此可见，在古代东亚世界，女性很早就在国家医疗体系中占据了一定位置。女医的地位到宋代发生了很大改变。宋代之后，医学和儒学相结合，医界重视阴阳五行和脉诊等理论、崇尚儒医的风尚日益兴盛。这对和教育几乎无缘的女性而言十分不利。同时，民间针灸铜人的出现促进了针灸的普及。相比医学理论，女性原本与针灸、咒术性的医疗更具亲和性，这也使得她们日益被重视理论的正统医学所排斥[19](P66)[](P93)。此后，历经元明清三代，随着医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社会对医师知识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导致女性愈发远离正统医疗，也加速了士绅家庭出身的女流医师(儒医)和民间一般女医之间的分化[19](P66)。由于出身于士绅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医家不但人数极为有限，而且碍于礼教无法公开行医，致使她们的影响力仅限于家族之内。因此，整体而言，女医逐渐落入与儒者和男性主流医师所定义的正统医道格格不入的“三姑六婆”(3)的行列[5](PP11-14)。日本在8世纪颁布的《医疾令》确立了规范女医的制度，但从15世纪开始，关于这一制度的记录不复见诸史料，这表明女医制度很可能退出了日本历史。到了江户时期，由于男女有别的风俗，治疗女性患者的女医重新出现，但是史料记载的人数相当有限[4](PP5-6)。从文献资料来看，相比中日两国，韩国的女医出现较晚。韩国的医女制度始于朝鲜时期太宗六年(年)三月。《太宗实录》记载：“丙午，命济生院，教童女医药。检校汉城府尹知济生院事许衜上言曰：窃谓妇人有疾，使男医诊治，或怀羞愧，不肯出示其疾，以致死亡。愿择仓库、宫司童女数十人，教以脉经、针灸之法，使之救治，则庶益殿下好生之德。”[6]从史料来看，太宗时期设立医女制度，目的是救治难以接受男性医师诊疗的众多女性患者。学界一般也多将“男女七岁不同席”这一朝鲜时期儒教社会的性别规范作为医女制度创设的原因。令人费解的是，众所周知，高丽时期是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时期，在高丽末期性理学传入之前，男女之间没有如此教条化的繁文缛节。即便认为朝鲜初期受到了性理学的影响，但一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恐怕不会如此迅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朝鲜时期医女制度的起源进行重新解释。第一，在朝鲜时期以前，韩国有可能已经存在医女制度，虽然并不一定见诸现存史料；第二，太宗时期创设医女制度，可以视作国家基于对男女授受不亲这一风尚的考量，从制度上对这一既定的事实进行认可；但也可以解释为，男女之间的性别隔离是朝鲜王朝初期致力于构建的社会秩序，而医女制度正是可以支撑这一性别规范的医疗制度。虽然上述讨论不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问题的纠结，但也提醒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医女制度的意义。事实上，女性患者接受女医的诊疗，虽然和性别隔离这一外在的社会规范有密切关联，但也不失为一种“人之常情”。这不仅限于女性，男性同样如此，尤其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同性医师的诊察往往会使患者感觉更自在。女性的生理结构不同于男性，月经、妊娠、生产等女性特有且至关重要的生理现象都与生殖器官等人体私密部位相关联，这也造成了女性患者众多的“难言之隐”。从这一角度来看，朝鲜初期医女制度的创设，既是构建儒教社会性别规范的制度性举措之一，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家开始将女性的身体和健康纳入“医疗化”的场域，积极对其进行管理的表现。朝鲜时期的医女在史料中也被称为“女医”。医女出身于官婢，相比大多属于中人阶层的男性医官，其身份更为卑微。这和古代中日两国的情况类似。这也是日后燕山君时期医女被作为官妓对待的重要原因之一。朝鲜时期的医女是各地官府选送的聪明伶俐的官婢，她们进入中央的济生院(后改为惠民署)接受教育。因为当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所以医女进入惠民署后，首先要接受汉文和经典的教育，之后才开始学医[7](P)。成绩优秀的医女会被医院(成为“内医女”)，反之则将被送还本乡。从成宗九年(年)月定立的“劝课条目”来看，医女教育的课程包括《妇人门》《产书》等妇产科方书，《直指脉》《纂图脉》等诊脉法，《加减十三方》《和剂方》等药物调剂法以及《铜人经》等针灸法。上述科目既是汉医学的基础科目，也是为了便于医女将来能够辅佐医官，对宫中的女性开展诊断、诊脉、针灸、助产、看护、调剂等医疗行为。这样的角色设定和教学内容，决定了医女的整体水平。纵观整个朝鲜时期，虽然出现了长今、正玉、长德、贵今等医术杰出的医女，但总的来说，医女的医术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男医[8](P)。当时代表医院医女也只能代替医官进入后宫诊察，然后出去将症状报告交给医官，由医官讨论判定病情，并决定诊疗方案；或者按照医官的指示，入宫开展脉诊和针灸。医女不能独立诊断病情，更不能开具处方，只是纯粹的辅助性角色。到了朝鲜后期，官员们批评医女医术日趋下降的意见越来越多，有人开始质疑通过医女入宫诊察症状，然后依靠她们的描述来诊断病情的方式是否合理。例如，肃宗十四年(年)，文臣朴世采曾向国王进言：“……臣新自外来，伏闻大王大妃殿症候，只使医女入诊云。……而只使医女入诊者，已极不安，且其入诊时，亦不得瞻望玉色，但以脉度迟数，传于医官而议药云，医家之观形察色，最是紧要处，而既不得瞻望颜色，医女术业，又比不如医官，而只凭口传而议药者，岂非疏漏之甚乎？……今我大王大妃殿于群下，俱有母道，则医官入诊，似无嫌疑之事。”[9]众所周知，东亚传统医学中有“望、闻、问、切”四诊法。朴世采认为让原本医术欠佳的医女仅靠四诊法之一的脉诊法进行诊断，然后报告给医官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风险。医女的医术当然不及男性医官，但是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严格的男女内外之别。对此，中国明代医家张景岳有过犀利的分析：“如寇宗奭引黃帝之论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形气相失，色夭不泽，谓之‘难治’。又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虚实，以为诊法。故曰：治之要极，无失色脉。此治之大则也。今富贵之家，居奥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有以绵帕蒙其手者，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使脉有弗合，未免多问，问之觉繁，必谓‘医学不精’，往往并药不信，不知问亦非易。其有善问者，正非医之善者不能也。望、闻、问、切，欲于四者去其三，吾恐神医不神矣。”[30]从张景岳的论述来看，中国的男性医师也是苦于内外之别，无法采用脉诊法之外的其他“三诊”，只能隔着帷幔搭脉诊断，使医术大打折扣。当时朝鲜民间的状况当与此无异(4)。医女制度可以说正是维护这一内外有别的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屏障。但是，正如朴世采所言，到了朝鲜后期，在医疗领域出现了质疑这一社会秩序的声音。实际上，由于仅靠医女传言无法正确诊断病情，也出现了允许医官随同医女共同进入后宫施诊的例外情形[31][3][33][34]。朝鲜时期医女制度的创立，旨在向女性，尤其是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女性提供医疗服务，从而维护男女有别这一儒教社会的两性伦理规范。但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医女本身经常背离上述规范。医女主要面向女性患者进行诊疗，尤其医院和惠民署的医女。但是，有时其诊疗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朝鲜前期的文臣徐居正就曾接受过医女的诊疗。当时御医全循义在标识了艾灸的部位之后，差派手下的医女接常前来操作。徐居正在接受艾灸治疗后，写下了《戏女医接常》：“汝是女和缓，活人应有方。要须砭骨病，不必挠刚肠。信手渠能炷，颦眉我忍肠。深恩无以报，聊复慰壶觞。”[35]诗中对于医女接常的戏弄之情溢于言表。身份低微的医女在面对男性患者时，即使作为专业医疗人员的资质得到认可，也无法逃脱来自男性带有色情意味的审视与戏弄。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燕山君时期(-年)之后，医女被作为官妓动员到各种宴会场所，从而造成了医女的“妓生化”(即“妓女化”)。让医女充当官妓，来为王室和士大夫陪酒助兴，一方面是由于医女和官妓同样出身于官婢，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官妓人数不足。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政策不仅“有伤风化”，而且妨碍医女履行自身职责。因此，中宗时期(-年)之后，朝廷为了防止医女的“妓生化”，采取了诸多修正措施。但是，风纪一旦受到破坏就难以恢复，医女的“妓生化”一直持续到朝鲜后期[36](P19)。医女的“妓生化”现象大大影响了其专业性。例如，宣祖十年(年)，王妃朴氏患病，药房上奏国王，请求让识字且医术突出的爱钟入诊，宣祖对此拒绝道：“闻爱钟是娼女，虽有轩岐之术，不可出入于内庭也。”[37]由此可见，医女和妓女的混同与界限的模糊，对医女的专业性声望和社会地位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医女的负面社会形象此后一直延续。例如，18世纪实学家柳得恭曾在《京都杂志》“声伎”条中记载：“内医院、惠民署有医女，工曹尚衣院有针线婢，皆关东三南选上妓也，宴集招致歌舞。”[38]事实上，当时医女除了开展各种医疗业务外，还同时承担着“仪仗奉持”、陪酒助兴、搜查和逮捕女犯人等多种职责[7](PP-)。然而，在上述多种角色中，人们却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