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潞安制造陶瓷的历史久远，“下川文化”大量的考古和出土资料显示，早在石器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就掌握了用陶土烧造器皿的技术。四五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中鬲、罐、钵、锅等造型的陶土器皿出土数量丰富。
时间到了明朝万历年，以潞安为中心辐射上党周边几县的长治、壶关、阳城等地方，在数不胜数的陶瓷产品中，一种以陶土为主要原料生产烧造出的“潞安砂锅”，以其所独有的性能和地方特色，受到大明朝廷的特别青睐。
上至万历皇帝的御膳房，下到王宫大臣的内厨室，一日三餐熬粥炖肉，成为宫廷厨师们烹、炒、煎、炸、炖推出美味佳肴不可或缺的主要厨具。潞安砂锅一时风靡京师，一册《旧京大观》中的图片史料帮助我们回眸着京师老潞商经营潞安砂器的风采。据考，潞安砂锅经久耐用赛铁器。别是中药汤，安砂钢不伤药性、不损药理、不变药效。
潞安秒锅最早从明嘉靖十九年(年)开始上贡朝廷，这年共运往京城个。嘉靖四十年(年)增至1个，比上一年猛增一万个。此后，岁岁要孝敬，年年有上贡。公元年明神宗万历朱翊钩登基，有前朝皇帝的需求步履，潞安府的官吏不敢息慢。
万历十八年(年)潞安的地方官员将个砂锅上贡孝敬朝廷。当时每个砂锅值白银五厘多，这一年的贡品砂锅价值合计白银余两。
我们从当时在职的山西巡抚吕坤上奏万历皇帝的《停止砂锅潞绸疏》折子中发现，潞安砂锅虽体小、价微，原料价值也不足以让朝廷大臣们挂齿，但要将其个个完好无损地运输到京城皇宫，其外包装还是很有一番讲究的。
这位巡抚大人写道，潞安砂锅起初时用荆条所编的筐子向京城抬送，用脚夫余名，共需脚费白银五百零三两一钱，运费是砂锅身价的五倍。嘉靖四十年的时候，朝廷又异想天开地规定用红木装置、铜锁加封，使得一把泥土做就的潞安砂锅一时间身价百倍，连同绳、杆费用共二百两，运送的脚夫民工也从百余人增至一千三百人之多。
仅仅是脚费一项的用银竟达一千八百余两。加上沿途的其它费用二百五十两，总共费用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九钱。如此的开销费用是潞安砂锅本身价格的21倍还多。万历十八年，朝廷又规定将红木匣中垫塞自治棉花以防砂锅破碎，无奈潞安不是产棉之地，大量的棉花需要到河南、河北等地采购，棉花的采购款又得白很二百余两，商贩沿途的吃喝拉撒等打点”使用费用是三百五十五两。
山西巡抚吕坤大人细细地算了一笔万历十八年潞安砂锅的费用账，砂锅身价且不计算在内，仅仅是棉花、木柜、铜、麻绳、抬杆、商人脚费总计百很花费二千八百三十三两六钱。小小砂锅演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商业效应，给潞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赚钱机会。
潞安砂锅，就是一把陶土烧制而成，价值也很低廉，但一经朝廷的御用、皇帝的喜欢，那它的身价就抬高了二十六倍之多，随着上贡朝廷数量的不断增加，明朝万历年间的潞安城周边，特别是壶关的程村、清流、壶神头等窑场，陶瓷匠人多以烧制砂锅为时尚。
为赚皇帝老子的钱，窑与窑、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竞争异常激烈，使得潞安砂锅器皿用料日趋考究，形制逐步精美，成本不断降低，质量不断提高。匠人们个个争先烧造物美价廉的产品，以取得上贡朝廷的御用的资格。
资格就是财富，潞商们要从“御用资格”里获得高额经济利润。万历一朝，朝廷和皇帝对潞安砂锅不懈追求、征派，激励刺激和带动了潞安周边一带诸多村镇陶瓷产业经济的空前发展。
明朝末年，京师的前门大街东皇城根下，一家来自山西潞安府的商人经营的“上党参局”在鞭炮锣鼓的喧闹声中开张营业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后面参局”门脸显得不是很大，但华丽典雅，整个门庭店铺珍现中透出的是一股强烈的潞商富有气魄，大有技压群芳之势。
多少年后，清初著名学者杨静亭，曾供职陕西榆林官署，长期潦倒京华，终日徜徉于都城大小胡同之间，熟知京师市井风物、人情世故。几次路经此地，登堂入室，光顾参局，在他的《都门纪略》记载众多京师商业铺面一书中，没有舍得忘记名扬都城的这家潞商老字号。
他丹书挥墨，帮后人留下了潞商参局一幅精彩的楹联墨宝：“人居化日关天下，参自漳河上党来。”十四字真言对仗工整，生动传神，将参局商铺的掌柜来自何方、经营什么、人参的作用概括。这就是四五百年前，上党人参由潞商千里迢迢直接打入天子脚下京师买卖经营的一段历史写照。
上党出产人参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时，史籍中就有“人参出上党”之说。秦汉时人参开始作为贡品孝敬朝廷。《隋书五行志》有文人在史书中写到：“上党人家后，夜有呼声，索之不见。去宅里许有参一株，根如人形，掘去，声遂绝。”
唐人韩翃的《送客之上党》有记：“官柳青青马匹嘶，回风暮雨入铜。佳期别在青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周繇的(人参遗段成式》诗日：“人形上品传方志，我得真英自紫闭，惭非叔子空持药，更请伯言审细看。”你方唱罢我登场，韩胡赋上党，周繇诗人参，北宋大诗人苏东坡那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
他对壶关的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一篇《紫团参》将上党壶关的紫团山人参很是一番赞叹。历代官吏名人如此赞许、看重壶关紫团参，看来当时不择手段欲得到上品人参者比比皆是。用人参牟利者更是不在少数，而此时的潞州府官吏则首先考虑的是将上党人参上贡朝廷。
上党人参上贡朝廷有据可査的是在我国唐朝，《新唐书》记载：“潞州上党郡大都督府土贡赀、布、人参、石密、墨。”北宋时，壶关的紫团参与朝廷宰相王安石也有过不解之缘，缘由被宋朝大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下，读来有趣。
“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日：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公日：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王荆公即王安石也，他因病需服紫团人参，却因是下官相送而坚决不受，为世人所称道。
难得的上党紫团参在明朝《太宗实录》这部朝廷大典中记载有上贡朝廷的历史过程，“洪武六年(年)十一月，潞州遣官贡人参”。事情有时就那么怪，人参这么难得的宝贝上贡给皇帝老子，洪武皇帝却“诏止之”，没买潞州官吏的账，竟做出了不收礼的举动。
当时，皇帝不收潞州人参的道理很是简单，也很是感人，这事情由潞安的周一知府在万历四十年的《潞安府志》中记载了下来，高高在上的帝王都知晓了上党“人参得之甚艰”，并严厉告诫地方官吏“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
《潞安府志》的主笔周一梧对产在上党的人参“乱采乱挖”现象痛心疾首，通过周知府这么一说，当时的上党人参由于物以稀为贵，价高难得，导致了官商勾结、僧吏勾结盗挖人参成风，想要轻而易举得到是历史里的枚壶关紫团山参并非易事。
清初顺治年间，由知县朱辅编修的《壶关县志物产》也就有了记载，壶关朱知县笔下道明的事实是，时间到了明末清初，上党人参已经是“求之高崖绝壁也不多见”。而且，在上党城墙内外街市之上买卖经营的人参，大多是黎城所种。
如此难得之上党人参，在都城京师前门的“上党参局”又卖的是哪里的人参？如何克服困难解决“参源”问题？一枚枚的人参利润又是几何？所有的这些早已是历史里的往事，往事如烟，不得而知。上党人参罕得，倒是潞州的党参、柴胡、何首乌年年丰产，源源不断。
清朝画家笔下，一幅《参局店铺图》里我们能见到的场景是，巨大的销售人参广告占据了店铺的显眼位子，虽然以售“人参”为主，但随处便能见到的是买卖上党地方土特山货的柜架，灵芝草、党参、枸杞、山菊、连翘等等。似乎具备中药铺的性质，不然，仅仅靠卖些人参，是难以维持生计的，更谈不上发财致富。
结语
反正，能肯定一点的是，这家天子脚下的潞商参局红红火火经营百余年，名震京城。历史进入清同治年间，其经营方略、经营业绩再次收入京城大学者李静山的《增朴都门杂咏》一书，留传后人。